近日，海波斯牧师被控性骚扰一事成为焦点，本公号也于8日、10日进行相关报导。回顾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公共媒体的关注和介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018年3月22日，《芝加哥论坛报》首先报道有关海波斯性骚扰丑闻，有5位受害者作出指控。翌日，海波斯与柳溪社区教会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指控，并指责有人说谎，用意在于破坏牧师与堂会声誉。随后事态持续发展，海波斯于4月10日辞职。

《今日基督教》跟进事件, 取得6位受害者指证的电邮与文件，并作出相关报导。柳溪教会于4月21日承诺要重新展开调查。6月30日，柳溪教会正式承认海波斯确有犯事,公开承认早前处理失当。 　

8月5日,《纽约时报》报导了30多年前曾任海波斯行政助理的Pat Baranowski的最新指控。当天，海波斯的继任牧师之一辞职；8月8日,另一位继任牧师则于第23届“全球领导力峰会”举行前宣布辞职，整个长老团则于今年底解散。

事件真相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厘清，相信会不断有更多细节流出。痛心之余，需要更多的反思。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现今时代，教会是否需要公共媒体的监督？

对于华人教会，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公号特刊发此文，供大家参考，欢迎留言讨论。

媒体对于教会的双向力量

教会进入公共领域，一般都离不开公共媒体的使用，例如新闻、出版和现在强大的新媒体。但今天我们急需认识到的是，教会需要公共媒体的表达存在，发声回应，发挥影响，但媒体对于教会来说，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一股力量。例如最近备受争议的柳溪教会牧师比尔·海波斯，曾出版50多本书，也借助大众媒体、公共论坛（全球领导力峰会GLS）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自从去年起，这位牧师被丑闻缠身，甚至近日《纽约时报》、《今日基督教》和《芝加哥论坛报》又揭露海波斯在30多岁时，对其行政秘书长达八年的性骚扰，使这位原本工作能力非常强、也爱奉献于教会的女士，后来在身心俱损中辞职离开，到今天仍陷于抑郁和恐惧梦魇中。

天主教教会曾因大量神父性侵案被掩盖几十年后，终于在2002年被《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等公共媒体报道。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东北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罗宾逊（Walter Robinson）回忆说，他们最初只在本地范围内报道，但没想到陆续收到成千上万的电话，“整个故事像野火一样烧起来了”。大多被神父性侵的儿童都已经成年，一些甚至涉及1920年代的事情。在2002年，这件事不只是一个新闻报道，而成了正在进行的故事。此后，天主教教会的公信力大减。电影《聚焦》（Spotlight）就呈现了这一过程。

在新教教会中，因宗派碎片化、独立会堂制（congregationalism）增多，权力更加分散，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面积腐败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权力所及之处，都会有腐败，教会也不例外。独立堂会无论大小，往往因缺乏宗派的监督和惩戒，对领导者的约束力也相应降低。只要制衡权力的机制不健全，很容易出现类似的丑闻。不仅如此，新教教会更容易采用市场营销机制、公共形象管理机制，借助媒体的力量，因此拥有更强大的“造星”能力，让一些牧师在短时间获得巨大的声誉和胜名。而名声和权力是非常容易产生同构机制的，这些“名牧”也就积累了大量可支配的权力资本。

教会界对公共媒体易使用双重标准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米兔”运动的一开始，被公共媒体报道性侵丑闻的好莱坞大腕们，在面对此类指控时，并没有任何道德资源供他们使用，来为自己强辩。而当“米兔”运动蔓延到教会界、甚至国内公益界，这些“名牧”和有行善名声的“公益人”，反而可以诉诸于很多道德资源，因此第一反应往往是否认、强辩，甚至拉上在情感上对自己完全信任的同工队友为自己站台，变成了“集体作假见证”。典型的做法除了否定事实之外，一般会指出对方是“撒谎”、“被撒旦利用”、“恶意攻击”。同时，他们还说，需要进行内部调查，因为是教会内部事务，而且涉及一位有好名声的牧师的声誉。

这样，反讽之处就在于，对公共媒体使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利用媒体宣传教会对公共领域、道德风气的益处，积极想要让自己的正面见证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但同时，当公共舆论暴露他们的败坏、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后，又退回“内部规则”的逻辑，划定自己的“教会主权”，谴责媒体的公开定罪。固然社会对宗教领袖和教会的道德标准往往有过高期待，但是难道教会和公益机构的道德姿态，还比不上好莱坞吗？原因可能在于，教会和公益机构所具有的道德权威性，很容易长期让牧者和当权者“飘飘然”，只能教导别人，不能被教导，更不能被定罪。

正如一位基督徒媒体人所说，“公共舆论具有不可控制性，这是教会进入公共空间的代价。”教会牧者不能一方面想要利用公共媒体来扩大影响力（牧者的或事工的），又想要甩掉公共媒体对教会的监督力，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也是不可能的。

媒体是现代社会和教会的良心机制

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力，让牧者的犯罪更难以遮盖。新媒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让普通人（没有权力的人）自我组织起来，而不是像过去的人们，只能“在孤立中愤怒”。过去只有调查记者可以做的事，现在借着新媒体，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调查源更多样化，更多一手信息被传递出来。一个负面后果是，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后真相”时代，因为假新闻、假信息也很容易被传出来。但是总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实现了信息分享和组织协调，对任何权力都是一个消解的新力量。

尽管这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在权力滥用方面被会众用新媒体揭露的牧者和他们身后的教会、机构乃至会众，往往花很多时间去企图封住别人的口，指责信徒为什么把事情“捅到网上去”，以至于“绊倒很多人”；或是“引经据典”写很多文字去解释会众如何不应“将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却唯独不愿意认罪、道歉。《玛拉基书》2章9节对不忠心的牧者警戒说：“我也使你们在众人面前被藐视、受轻看，因为你们不遵守我的道，在律法上徇人的情面。”《提摩太前书》5章20节中也说到：“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如果现今世界也是上帝掌权的世界，难道他不会使用公共媒体吗？媒体被视为现代社会的良心机制，对于教会的公共见证也是不可少的。

绊倒人的是我们的伪善

可幸的是，当真相被揭露出来，会让一些人不再与罪行同伍。柳溪教会原本接任海波斯职位的两位牧师中的一位——牧师卡特（Steve Carter），在读到《纽约时报》关于海波斯30多年前对其秘书的长期性侵的报导之后，幡然悔悟，当天宣布辞职。另一位也在四天后辞职，长老团也将于年底集体辞职。教会承认早前在对海波斯牧师被控性骚扰的调查中，“基于对海波斯牧师的过度信任，影响了判断，以致调查太过匆忙，草率结论；也因此丧失了公众的信任，恢复尚需时日，当务之急乃是朝更好的方向重新开始，并相信上帝仍然在建造他的教会。”

面对公共媒体和新媒体的监督力，教会应该更加警醒。不要逃避，而是要学习如何正确应对。首先需要的明白该防备的是自己的罪，而不是指出罪的所谓外人。绊倒人的不是公共媒体，而是我们自己的伪善. 当教会使用双重标准时，就已经不再是山上之城了。诚实面对，谦卑自省，公开透明，勇于承担，是对基督信仰的最好的见证。

编后记：

新媒体的应用使基督教传播扩展到了巨大的公共空间。某种意义上讲, 新媒体把教会的公共性激发了出来, 使教会在话语权的层面上, 可以进入主流, 发挥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同时, 教会内部的事物也很容易被拿到公共空间讨论,引发社会关注,特别是一些负面事件。教会则必须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与社会的对话与沟通模式，否则很容易丧失了新媒体所带来的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对自身事务、身份、理念和信仰的解释权拱手相让, 甚至让异端乘虚而入, 影响败坏基督教的社会观感和形象，使福音的土壤更加坚硬。

牧者长执需要学习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教会的PR,也需要教导信徒如何在多元社会的公共空间里,分享信仰，对话沟通, 见证信仰。

有鉴于此，普世佳音机构合同其他伙伴机构，于2016年1月于台北召开第4届话语论坛，就“基督教的公共传播”进行专题讨论，会后更将众多参会牧者、学者、专家的发言汇编成书《调适 平衡 见证：当代基督教的公共传播》。现开放电子版免费赠送，欢迎电邮索取。

作者简介

马丽，现为加尔文大学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员。

感谢著者汇寄，“今日佳音”首发

版权归作者及“今日佳音”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