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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竟成了罪恶的纵容之处?

2019-03-02 马丽 投稿

 

 

2019122日,当瑞秋·丹何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走进美国加尔文大学著名的“一月讲座”现场,所有观众起立向她鼓掌。

 

瑞秋是第一位报警立案、公开揭露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的性侵受害者。因为她的发声和指证,20181月法庭审判时共有156名受纳萨尔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施害者宣读自己的声明。据媒体报道,纳萨尔可能利用职务侵犯了上千人。最终密西根州立大学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赔偿。纳萨尔因此被媒体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性侵犯”。

 

不过,在瑞秋的讲座分享中,令人震惊和反思的是,教会竟也是性侵猥亵的高发之处,而且教会原本作为公义的发声者,竟在处理这些罪恶时失去了公义,纵容的罪恶……

 

 

教会,竟成了纵容和隐藏罪恶之地

 

瑞秋被邀请在哈佛大学的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演讲时,就分享了自己幼年在教会就曾经被恋童癖者性侵的经历。当时,作为受害者的她和家人发出声音,换来的反而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会的伤痛。

 

那年她只有8岁,被教会一个恋童癖者猥亵。幸好教会中几位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会友指出一些迹象,好心提醒了她的父母。瑞秋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护措施,并告知教会。但“教会并没有隔离施害者,反而把我们一家视为异类,认为我的父母在攻击教会的弟兄”。

 

不仅如此,之前与瑞秋一家来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后都与他们远离。瑞秋说,年幼的她“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际网络”。那种深深的被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岁的她很难理解的。其实她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侵害的,直等12岁后,她才有能力将事情对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时为止,她从大人的世界里得到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亵的证据来,就只能沉默。而且,她从这段痛苦中学到:如果你发声,你就会失去一切你曾经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信任的牧师和朋友圈。

 

“神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122日,瑞秋在讲演中提到:“我很难过地说,因为低劣的神学常常让牧者糟糕地对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伤害。这让教会成为性侵受害者最难得到帮助的地方。”

 

在题为《发声之时:论公义与饶恕》的讲演中,瑞秋说:“正是对公义和饶恕的错误理解,常让教会、机构和个人,在回应侵害时让施害者更有权力,而在辅导过程中给受害者带来更深的伤害。”

 

远早于她出现在指控纳萨尔的法庭上,瑞秋就作为律师投身于反性侵事工。“我很了解怎样的辅导是好的,我也知道当第二次伤害发生时的创伤有多大。”

 

瑞秋在现场表示,性侵不同于其他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分的侵犯。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性是上帝为盟约中的婚姻关系所创造的,在一种自愿相爱、深度委身的原则下才会绽放出最美的色彩。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瑞秋被问到:“为什么受害者总要过很久才会发声?”的确,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后才被暴露出来。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寻求心灵医治过程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几位父母与瑞秋同在法庭作证,他们哭诉自己被纳萨尔性侵的女儿,并没有活到公义彰显的这一天。

 

瑞秋说,当受害者试图发声时,身边人的回应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责。教会里更多了一种回应,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饶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会觉得,与性侵相比,事后各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以及亲友维护施害者的言行所带来的伤害更深、更痛、更长久。这些发声之后所经历的挫败,让大部分受害者最终放弃了继续发声。

 

受害者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从熟人,尤其是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会友中选择下手对象。受害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单身女性、单亲母亲、残疾人等。显然,施害者利用了教会内部不同阶层权力结构的不平衡。

 

她提到,公义和饶恕不仅关乎我们怎样对待性侵,更与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关,是福音被正确传讲的两大基石。“它们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错误呈现或错误应用它们,等于错误地见证救主的品格。…… 如果公义和饶恕被错误表述或应用,不仅让受害者失去避难所和医治,而且神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瑞秋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懦弱’会问,这样做安全吗?‘方便’会问,这样有政治力度吗?‘虚荣’会问,这有影响力吗?但良心问的是,这样做事对的吗?”她说,总有一个时候,这样做既不安全、也没有政治力度,也没有影响力,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因为那是对的事。(受害者被性侵后的常见反应,见文末表1

 

 

“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为什么作为见证福音之公义和恩典的教会,竟然成了受害者难以获得帮助的地方?

 

从童年的遭遇开始,瑞秋经常听到周围她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饶恕”的措辞试图淡化事情。他们常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或说,“多大一点事!要放下,要走出来!”瑞秋说,教会里的人是最会讲这些话的。起初听到这些,瑞秋和她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这些说辞让恶行显得好像不再是恶的。

 

类似反应的共有模式是对性侵之恶的淡化。对教会而言,大量案例表明,与其说人们在乎受伤的女孩、男孩,不如说他们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毁了某某牧师的服事生涯”。

 

瑞秋看到,教会社群中弥漫着一种“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机构的名声,领袖们不惜掩盖性侵。“教会、机构的制度培育出一种文化,让施害者兴旺、不惧怕、不被牵制,领袖不愿聆听,甚至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情感来牵制受害者发声、压制真相,根本谈不上制定让施害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几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开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伤口给众人看,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20185月,瑞秋在向福音派教会领袖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认为,缺乏爱心、面对罪恶不肯付代价,是基督徒在处理性侵事件时不断陷入泥潭、重复犯错的原因。

 

在瑞秋报警之后的两年里,她和丈夫雅各所属的教会越来越不安。旧日的牧者、朋友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她出庭指控的前两周,瑞秋一家选择离开这间教会,并当庭表示,“我为性侵受害者发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

 

当案件告终,瑞秋的行为被认可之后,这间教会在自己网站和《华盛顿邮报》上勇敢地发出了一封道歉声明:“我们就是那间教会。……正因她决定不公开提及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才能开始在没有外界关注下,进入非常深的反思。……我们很彻底地向瑞秋一家和教会认罪,得到了他们的饶恕。”

 

正如瑞秋一再强调的,在教会粗制滥造的神学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包裹的,其实是“社群自保主义”。这导致教会很难在举报性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揭露一个性侵的丑闻常需要有一个外人”。

 

如果连承认都无法做到,怎么期待改变?瑞秋说,当性侵发生在其他机构或领域,教会群体总是很快发出谴责。但是,当他们内部有类似事情发生,却总有人在第一时间谴责或威胁受害者。双重标准会让基督徒在大众面前失去见证,好像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文化土壤还不如好莱坞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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