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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一起追忆宣教士的脚踪
2019-04-06 综合 综合整理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国人以不同的形式，缅怀自己的先辈。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群体却值得我们更多地缅怀和追忆，他们就是宣教士。他们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生命传扬基督的福音，也同时对中国的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他们亦是值得我们缅怀和颂扬的。值此清明佳节之际，本文特别选取了几位宣教士的生平及其简介，与读者分享，盼望成为我们的激励和鞭策。
1、民国麻风病救济会的开拓者
美国医生海深德（Dr. Lee S. Huizenga，1881-1945）
海深德出生在荷兰，幼年与父母来到美国，毕业于加尔文大学和神学院，然后在纽约学医。从1920年开始，海深德作为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海外宣教事工的一位医疗宣教士。同年携妻子到了中国。他在民国时期医学界备受尊敬，民国政府还为他发行过纪念邮票。
从1923年至1937年，他长期生活在如皋，如皋当时是苏北麻风的中心地区之一（上海麻风基本源自苏北），海深德致力于救治如皋麻风患者，贡献良多。他修建的“安乐家”，冯玉祥为其题写屋名。至今，如皋当地居民仍记得这位医学宣教士。海深德氏称该所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麻风病诊疗所。该诊所的住址现为如皋县卫生防疫站旧址。
海深德还撰写了一本关于1937年如皋麻风的报告（英文单行本），如今也成为研究民国如皋麻风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海深德离开如皋后去了上海。时为抗战年代，上海沦陷，海深德留守沪上一家医院，他借助自己的美国身份与日军“悄悄斗争”，保护了不少中国病人的战时权益。
海深德医生的生命显出持久的敬虔和对呼召的持守，如同基督的馨香，一直为后人所传讲。
民国麻风病救济会的开拓者：海深德医生的生命见证
2、“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世代贡献于中国”
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戴德生，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死于湖南长沙，葬于江苏镇江。
戴德生不仅呼吁更多的宣教士来中国，为中国的许多方面做出贡献，在鸦片盛行时代，他还勇敢地站出来督促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不仅戴德生，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
戴德生的名言已经深入每个基督徒心中——“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人物 | 戴德生：流血流泪的巨人
3、鞠躬到尽瘁为中国
梅藤更（ David Duncan Main，1856-1934）
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
梅藤更于1856年6月出生于苏格兰，1881年9月前往中国。
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前身为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当年他接手广济医院时，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但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
1895年，他把英国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此外，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1934年8月30日，鞠躬尽瘁的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
英国传教士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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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梅藤更 ：一粒真“麦子“（下）
4、热心专注于教育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其父母也是宣教士。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曾参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育英书院的建立，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使燕大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后，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作为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外国人，司徒雷登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比英语说得还好。他对中国的爱超乎人的能力和极限，而使他一如既往地爱中国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让他的一生成为祝福中国的一生。
归来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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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庇护南京难免，记录日军大屠杀罪证”
约翰·马吉（John Magee，1884-1953）
1884年10月，约翰·马吉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后，他前往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加入了美国圣公会。
1912年，他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南京传福音并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八年，南京下关的道胜堂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
1917年，他创办了基督教会的“益智小学”，后更名为“道胜小学”、“道胜中学”，这就是现在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拒绝了本国使馆劝他撤离的建议，并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设立难民伤兵医院。他与二十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庇护了25万难民。不仅如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架十六毫米的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成为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动态影像资料，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留下了历史的铁证。
南京大屠杀他冒死拍摄，拼命救助中国人，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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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热爱中国的“洋鬼子”
钟爱华（L. Nelson Bell，1894－1973）
钟爱华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他携妻子来到中国上海，之后转往江苏北部淮阴的清江浦。
二十世纪初年，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弗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
美南长老会在清江浦的工场，是由著名文学家赛珍珠父亲所开拓的（1887年），后来设立一所“仁慈医院”，也就是钟爱华后来投入二十五年岁月与生命的地方。清江浦的“仁慈医院”后来扩充到三百八十张病床，成为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了难以估算的服务与保障。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二十五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他长期坚守冈位，在繁重的医疗与宣教双重工作中，仍经常保有充沛的活力与乐趣。他得力的祕诀在每天清晨一定持守大约一小时的灵修时间，并且为排在当天动手术的病人，一一提名代祷，丝毫不敢大意。这位愿与中国人一同承受苦难的宣教士还曾在信函中写道︰“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一个深陷在罪和混乱中的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拥有唯一可以给人救赎和盼望的信息。”
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热爱中国的“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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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苗族人献上生命的英国人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
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天资聪颖。23岁的时候，伯格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于1887年来到中国，作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传教士，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重身份。经过辗转曲折的经历，他来到贵州的石门坎，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
他帮助苗族人发明了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苗文的发明，使乌蒙山区的苗族从此有了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而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福音；他办光华学校，教苗家人读书认字；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他还办起了平民医院、麻疯病院，解决山区百姓看病的问题；他亦建了孤儿院，收留无家可归的孤儿……
在伯格理的努力下，基督教会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个县共办了120多所学校，使成千上万的苗族人接受了教育，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包括后来成为博士的学者。
抗战结束后，政府曾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人每10万个有中10个大学生，其平均教育水平远远高于汉族。
1915年，石门坎发生了伤寒病，很多人都被感染，而柏格理在救助得病的学生的过程中，也不幸感染。为了拯救学生，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学生身上，自己不治而亡，年仅51岁。
端午节，纪念一位为苗族人舍命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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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家三代奉献在中国
启尔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
启尔德在年轻时代，就加入了“基督教志愿者运动”，他怀着巨大的热情，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来封闭偏僻的四川，传播“天国”的理想。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虽然经历了新婚妻子病逝，医院多次被毁等巨大的打击，但是心中的执著从来没有减弱过，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他当年创办的成都仁济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具有西医入川120年历史地标和仁济文化品牌的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又因为仁济医院的骨干加入了1946年由基督教各教会联合在华大附近新建的医科教学医院（即现今的华西医院），启尔德当年创办的医院，如今还发展成了一所世界上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
启尔德不仅是四川西医史的开创者，四川红十字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护士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奠基人。启尔德和启希贤的四个儿女，除长子出生在嘉定外，都生长在成都华西坝。他们的长子启真道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回到中国，在华大担任了生理学讲师。启真道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他的课程全部用中文教授。从1936年起，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启真道担任了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和医学院院长的职务。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曾在华西协合大学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启真道的长女玛丽·埃莉诺，则是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她也曾在华大工作过数年。
从启尔德1891年来到中国，到1963年启真道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这个家族3代9口人为中国医学事业作了72年的奉献，铸就了史诗一般的传奇。
9、奥运飞人、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李爱锐 ( Li Ai'rui , 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在天津从事宣教和基督教教育20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因病逝世于集中营内。
1925年夏，李爱锐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
李爱锐衷心地期望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发展起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并将那些体学兼优的高材生推荐、送往英国伦敦大学读书。
1925年，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诞生了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在这里，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是当时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直到他病死营中。
李爱锐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赢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赢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奖赏。
10、为治理黄河水患四处奔走，为中国社会进步献计献策
李佳白 ( Li Jiabai , Gilbert Reid，1857-1927)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在华社会活动家，“尚贤堂”创办人，和平主义者。
李佳白于1882年抵达上海后，随即奉派前往山东烟台﹑济南等地，边学中文，边开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烟台宣教三年，而后又到济南，前后在山东从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
李佳白在山东宣教期间，正是黄河连续发生漫决的年间。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佳白亲自“冒风涛，逆流而上，详察情形”，探寻黄河水患的根源。并向巡抚详细介绍西方治理河流泛滥的方法。针对赈灾和救济，李佳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灾民。他建议政府把灾民分为两类，一类为老弱、妇女和儿童；一类为强壮男丁。对于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对于强壮男丁，则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或疏浚河道，或开垦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后量工定价。
除黄河决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有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1888年灾情严重之时，西方宣教士在烟台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李佳白不仅全程参与了赈灾工作，还连续撰写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水说”、“黄河归海论”、“黄河建闸说”等关于治理黄河水患的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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