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位教育家的名字，但那是因为他是我的母校的老校长。我知道复旦校园里的“相辉堂”（曾经叫“登辉堂”），是纪念李登辉和马相伯两位老校长的。但一直到最近，我在《复旦轶事》上读到李老校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才开始真的关注李老的生平事迹，也在网上搜出些资料看了。

李老以前曾被称为“资产阶级教育家”，但其实李老一生清贫，两袖清风，哪里来的“资产”呢？又有人替李老抱不平，称之为“被遗忘的教育家”。但“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记念）”，正是李老的精神风骨。上世纪40年代复旦曾有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李老一口否决。他说：“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李老不被我们遗忘，而且我愿意称李老为“基督徒教育家”，我认为这才名副其实。我感觉李老的一生，基督信仰的影响很明显。

复旦大学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李老校长的：

李登辉1899年从耶鲁毕业。他是历史上耶鲁培养出的杰出的中国人留学生之一。

这些人当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容闳于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耶鲁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在此后半个世纪，有数百名中国少年通过这个“幼童留美计划”被派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到耶鲁的有二十多人，除了容闳和李登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工程师詹天佑、人口学家马寅初、医学家颜福庆、女建筑家林璎等等，都是耶鲁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中有一些后来信主成为基督徒，明言自己的精神资源来自三个C——基督、孔子、苦力——的晏阳初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耶鲁留学生基督徒当年聚会的教堂直到现在还在耶鲁校园，如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教会在使用。）不过李登辉从小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可能在就读耶鲁之前就已经是基督徒。

李登辉于1905年回国，在上海通过基督教会的帮助，联合其他留美学人，发起成立了“海归”组织，提倡“吸收国际先进文化，改革自新，以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后应聘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校长。

耶鲁的教育显然对李登辉的教育理念和人生有很深刻的影响。李先生的思想和举止都非常西化。他精通英、法、德、荷兰和马来等语言，但国语不太好，据说刚回国的时候连用中文跟人交谈都有困难。他的建校理想是把复旦办成培养有才学、有责任感的人才的“中国耶鲁”。他的办学方针，深得欧美之风。他对于学术思想极其自由开放，一直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后来这成为复旦的传统，实在是复旦之幸。如今人们说起复旦的时候，经常会说复旦可能是中国最“西化”的学校，我想，这恐怕跟李老校长有点关系吧。

“服务、牺牲”的精神，李老不仅言传，而且以毕生的实践躬亲身教。远离仕途是李老自觉的选择。尽管李老很早就熟识孙中山（李老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也是蒋介石“敬老亲贤”的座上宾，而且跟宋耀如（宋氏三姐妹的父亲，牧师）、余日章（牧师、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等人是老朋友，但在他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任何zheng/zhi势力当道，他都与之“若即若离”。

李老是一位爱教会、热心福音的基督徒。直至生命的最后，他都积极参与上海基督教会的活动，在教会也受到众人的尊敬。他认识不少外国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并与一些传教士是好朋友。但是在教会学校闹学潮的时候，他却不顾一些宗教人士的反对，对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给予了庇护。在五四与五卅期间，复旦收留了不少这样的“野学生”，而李老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校长不该做的。复旦老校歌里有一句“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样的精神老校长是身体力行的。

李老一辈子专心办教育，生活俭朴，不置产业，虽清贫却有平安喜乐。到了晚年，李老的孩子（三男一女）先后离世。1931年师母（汤佩琳，也毕业于教会学校）也病故去世，李老成为孑然一身的孤鳏老人。但他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仰，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奉献自己，专心服务复旦，“把学府当家庭，以学生为儿女”，荣神益人，直到归回天家（李老1947年去世）。

李老一辈子践行服务、牺牲、博爱的精神，“丢开自己私人的成功，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虽然也许没有人为他树碑立传，但是我相信这位基督徒教育家不会被人遗忘，他的爱心更会被上帝记念。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已经越来越多，其中也有有志于办教育的人（包括“海归”）。深愿当年激励李老校长的基督精神在今天加倍地感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