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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遗嘱揭秘

原创  2018-03-12 孙耶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1866 -1925)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去世。其时,孙的家人坚持他基督徒的身份,要求以基督教的追思礼拜作为葬礼。这在达成统一战线的国共中间造成震动。一方面,是孙中山作为政治领袖的公众身份,另一方面则源于同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注1,很难容得“国父”以基督教礼下葬。最终双方妥协:孙中山家属可自行举办“家祷”,与“党国”无关。


于是孔祥熙、宋庆龄请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主持安息礼拜。刘廷芳为孙作挽联: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今日尼波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


后世为了强调孙中山的革命身份,往往着意淡化他的宗教身份。而刘廷芳挽联中浓厚的与圣经有关的语义,则为我们了解孙中山的信仰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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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的最初启蒙


孙中山的诞生地广州香山县,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基督教新教的地区之一。孙少时“ 一面入村塾读本国文字, 一面又请美国的传教士教授英文”。13岁时,邻镇牧师的世界地图引发了他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的莫大兴趣,晓得原来天下之大,不止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孙中山认识世界的最初启蒙,就来自基督信仰的启发。当时的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个信仰将伴随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直至生命的终结。


同年,孙中山随母赴夏威夷檀香山投奔长兄孙眉,由此开启从1879到1892长达14年之久的教会学校生涯。他先入圣公会所办的伊奥兰尼(Iolani School)英文学校。品学兼优自不必说,他在校长韦礼士(Alfred Willis)的带领下,谨守早晚的祷告会和主日崇拜,在基督信仰上奠下基础。


毕业后,孙中山入公理会主办的欧湖学院(Oahu College),期间与同学辩论教理,竟无人能胜。眼看弟弟就要领洗入教,大哥孙眉只好一通责骂,勒令孙中山回乡。不过回乡后的孙中山并未稍加安分,反而大刀砍向村里北帝庙中的诸神偶像。说来有趣,孙幼名帝象,其实就是务农的父母为了儿子平安长成而将其寄在北帝神名下。如今孙宣誓信仰的举动,使其不容于乡人,自己也只好远走香港。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圣公会的拔萃书屋(Diocesan Home),从伦敦会区凤墀长老得“逸仙”之名。不久后在公理会喜嘉理牧师(Charles Hager)手下领洗,以“日新”之名列在教会洗名册上。“日新”之意,既是《大学》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指向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受洗之后,孙与喜嘉理牧师朝夕相处,热心事工。入读中央书院(Central College)期间,孙中山或在主日前往道济会堂参加崇拜,聆听王煜初牧师讲道,或随喜牧师往家乡香山传道,曾领三人归信基督。


1886年夏,从中央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原想入神学院深造,好奉献传道。不想当时香港附近并没有一所完善的神学院,只得作罢。成不了传道人的孙中山便致力于救人身体。经喜牧师推荐,孙先后入读长老会广州博济医校和伦敦会在香港的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从13岁远赴夏威夷,到27岁从香港西医毕业,孙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教会学校中度过。其间教会活动和基督徒导师对他世界观的影响,不可不察。


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


1890年代中,孙中山对清廷幻灭,开始从事暴力革命活动。经此一直到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可谓颠沛流离。一方面,孙强调“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这其中大概有两个层次。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孙年轻时曾“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然而,孙中山暴力革命的手段,乃至过程当中一些颇为人诟病之处,都使得他基督徒革命者的身份颇具争议。


孙常常借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在流亡期间也常在教堂和教会学校中宣传革命。教会学校的学生和牧师也有很多孙的支持者,而他发动的历次反清起义,也均有基督徒的身影。至于资金支持,更有宋嘉树鼎力相助——这位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曾就读于北卡三一学院(杜克大学前身),后在范德堡大学完成神学学位,曾以监理会宣教士的身份回国宣教。


至于孙中山是否只是利用教会资源推动革命,孰难猜测,因我们难以透过重重历史事件而直抵孙中山的内心。譬如孙1896年在伦敦蒙难,被清公使馆抓捕,有说孙是利用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感动了洋管家,这才得以逃出。而后孙写给区凤墀长老的信则如此描述当时的危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当时孙已经“从神道而入治道”,在学医时经历了进化论的冲击,在1920年代也受到科学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这都使得孙的信仰不再单纯。但其信中所言,依旧能让人感到他对信仰之诚之笃。


弥留之际的遗嘱


民国肇建,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确定政教分立与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政治上依赖宗教填补道德教化,宗教上转前清“教民”身份为“国民”,后者可自由向政府注册而开办教会。这对一个十年前还深陷庚子拳乱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今日或难体会。而后十数年也确实成为在华差会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本土自立教会的破茧之时。


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在中后期并不与教会亲近。他自己的解释是,鉴于他在前清革命党的身份,与教会接近只是两相受累。不过或许更多是因为中国教会欠缺耶稣那样革命的精神与魄力。在孙看来,推翻前清正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领带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其谁也?”


1925 年3 月11 日,孙中山弥留之际,给家人挚友留下一个基督徒的遗嘱。与其他三个遗嘱相比,这短短两句话鲜为人知:“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从1883 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受洗归主算起,至1925 年3 月12 日去世,恰四十二年。


注1: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发动,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作者简介:孙耶西,基督徒。生在古都,长在帝都。受洗于北京守望教会,受教于美国加尔文大学。在获得东亚研究和神学研究的硕士后,蒙召进入博士学习,主修教会历史,尤重中国教会史。


感谢著者汇寄,首发“今日佳音”;版权归作者及“今日佳音”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来源

原文标题:和烈山与泥波山上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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