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北大西门内的燕园，坐拥未名湖、博雅塔，是国内少数当得起“山水园林”的大学校园。且其中古色古香的人文建筑与自五四以来的社会运动精神更是虚实合一，沁人心脾，惹人倾倒。不过，我当年懵懵懂懂来北大游览之余，并不清楚上述情感当中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位于现五四大街的沙滩红楼——这也合乎情理：旗帜飘飘的五四游行队伍，半个小时就能走到天安门。相反，如今毗邻圆明园的燕园则建于五四之后，属于完全独立于北大的另一所大学，即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来历

“燕京大学”定名，经历了好一番争执。1915年前后，几所在北京的教会大学开始商讨合并事宜，其中资历最老的是美以美会主办的汇文大学（1889）。但麻烦的是，不论是汇文还是当时在通州的协和大学，都不愿新学校继承对方的校名。汇文的一个毕业生代表团放话，新学校英文名不论，中文名必须叫汇文。协和那边针锋相对：如果真叫汇文，就干脆在通州一把火把所有毕业证烧了，象征母校从此灰飞烟灭。

担子落在新任命的校长司徒雷登肩上，而他也只能眼看着双方为此猛吵了三天。第四天早上醒来时，司徒说他好像领受了“耶和华的异象”一般，决定奋力一搏，因为“北京实在需要一个配得上宣教事业的大学”，而他的“祷告也得了回应”。司徒力排众议，拉起一个中外合作的委员会，终于敲定用诚静怡博士提议的“燕京”为新大学之名。虽然有人不免嘀咕，说之后去美国募款还得解释燕京就是北京，但燕大这个在司徒看来“迷人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即将见证一所顶尖大学的崛起。之后燕大将与上海的圣约翰齐名，成为在华教会学校执牛耳者，其毕业生可以直接入读美国研究生院。

不过合并之初的燕大可谓一穷二白，庙小人杂。学校尚缺两样必需事物：一是地，二是钱。先说选址吧。燕大在盔甲厂胡同的旧址（近今北京站）太过憋窄，不利发展。于是新校长司徒雷登便走路、骑驴、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理想方案是在城墙外找一块地，但那里不是成片的墓地就是无主的荒坟。直到一次司徒去清华学校（1928年改国立清华大学）访友，有个人跟他说“你不如就买我们对面那片地吧”。柳暗花明。那片地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是前清某王爷的园子，后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做别院宗祠。于是司徒亲往西安游说。陈督军感其诚，诺大一片地以区区六万银元出让，还拿出三分之一作奖学金。

之后便是筹钱。司徒校长便踏上他所谓“乞讨”之旅。美国方面的募款多依靠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其子Henry Robinson Luce成为美国出版巨头，创立《时代》、《财富》、《生活》三大刊物）牵线。其中一笔至关重要的捐助，来自于以商品化铝而始的霍尔基金。在收获150万美元捐款之余，司徒还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哈佛大学合作建立专攻中国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由此又取得了一大笔捐款。中国方面则有傅泾波陪同司徒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当时的军阀权贵。从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到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师徒二人（傅受司徒洗礼，且入过燕大）以惊人的亲和力为燕大在经济和人脉方面打开局面。

学术自由，信仰影响

1921年秋，燕大宗教学院在新校址率先破土动工。说来有趣，关于新校园的建筑风格，留洋的多数中国教员欣赏西式建筑的效能，而西人教员则仰慕中国文化的源远之美。两者在高等教育上的合作，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就是后来的燕园。受邀而至的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受到故宫的启发，结合中国古典园林与宫殿建筑，赋予燕大以山水韵致。同时，外部雕梁画栋、青砖朱瓦的燕大建筑，内部现代化设施则一应俱全：暖气、照明、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了，就连十三层的宝塔也内含一个水塔。

在教学上，这种中外合作则体现为坚持中国化与国际化并行，且以信仰原则贯穿始终。司徒雷登的目标是使燕大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而非外国人治下的学府。为此，他拒绝西方保护，坚持中外教员待遇一切平等，主动在教育部下注册并在社会名流中为燕大扬名，且很快推举翰林基督徒吴雷川做校长，自己任校务长。与此同时，燕大强调双语教学、实践培训，其自然科学院与协和医学院合作，法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同办，又在法、德、意设有交流项目，好将燕大建立为根植中国的国际性大学。燕大医科、社科、经济、新闻、工科等的毕业生在当时炙手可热。

燕大不仅坚持教授治院、学术自由，其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必须思考信仰在大学教育当中的位置。倾向社会福音的司徒雷登乐观的认为，当一个机构内多数人成为基督徒时，就可形成一种良好的集体文化，使基督信仰造福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为此，他既要坚持信仰的影响，又不愿有强制或偏袒的政策。于是，燕大不强制要求教员和学生参加礼拜或加入教会，而是提供设备和政策的便利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信仰活动。如此一来，校方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布道，而是将信仰生活交给基督教会来组织，避免宗派间的争吵和社会的压力。这种全凭自愿的天真很快就将受到民族主义学潮的检验。但不论如何，这种精神不能不说是忠于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源自马可和约翰福音中耶稣的两句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司徒看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结合了信仰之诚、科学之法和无畏之探求，理应成为燕大的处世哲学——即便有学生向他激情澎湃地描述，中共是如何在服务大众上贴合本校校训的。

司徒雷登当时的心情我们已无从得知。或许他并不十分在意有多少燕大学生去了延安。不论如何，他在二战结束、脱离日军羁押之后就忙于外交事务，并未见证燕大的陨落。而那时在大洋彼岸的巫宁坤，也没有想到自己将以何种姿态被卷入新时代的洪流中。

一场风暴，镜花水月

1951年春节，尚在芝加哥大学撰写英国文学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燕大校长陆志伟急电，邀其回国任教。虽未抱有司徒一般的文化宣教热忱，巫却有一腔的报国热情。于是他丢下写了一半的论文，拎着几箱“进步”书刊，在八月中旬回了国。当芝大前辈、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将他接到西北郊的校园时，只见“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而这段“洞天生涯”注定十分短暂。在燕大教书约一个月后，巫宁坤与京津高校三千名教师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做了七个小时的报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不久，三反运动开始。起初，清水衙门的众老师觉得这场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但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旧大学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而燕大既然是教会学校，就更成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于是校长发现自己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则是“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北京市委工作组入驻，燕大停课，开始“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

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燕大校长陆志伟。他被迫在一次次会议上公开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但无论如何自我检讨，仍难脱“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这一罪名。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是另一重点批斗对象。他的罪名是当选世界教会协进会主席（赵在半年前已辞去此职），和与艾森豪威尔同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前者“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后者么，据当时一位批判者说，“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虽然以促成北平和平交接而迁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在运动中还是被控“向美帝泄露国家机密”而同遭批判。

巫宁坤作为系内的教授自然也逃不了开会检讨、思想审查，毕竟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比如，几个班里女生就向巫请教中美报纸有什么不同。涉世未深的巫海归张口就说，《人民日报》常常都是大版面的庆祝口号，这也能算是新闻吗？学生则回答：这种言论是否表明你巫老师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事情有如此发展，或许是当初决定留下的燕大师长所始料未及的。陆志伟在1948年底曾拒绝迁走燕大，相信“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周恩来说，盗泉之水，可以养田嘛，用美国人的钱办我们的教育有何不可。即便在1951年燕大被国有化，陆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而新校名还是毛泽东亲自题写。如今，批判过后，赵萝蕤依旧带西语系学习借鉴教育部下发的苏联某师范学院的教学计划大纲——殊不知，这次燕大已没有退路。

1952年，全面推行苏联式教育的院系调整正如火如荼。在华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大则被拆分为七个部分，多由北大、清华、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接收。当赵萝蕤向巫宁坤传达教师分配状况时，念及燕大西语系就如此在狂风骤雨中化为灰烬，忍不住放声而哭。而放弃博士归国的巫宁坤则淡淡地总结道：“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对他而言，燕园这学术洞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一道，成了一个时代的镜花水月。

作者简介：孙耶西，基督徒。生在古都，长在帝都。受洗于北京守望教会，受教于美国加尔文大学。在获得东亚研究和神学研究的硕士后，蒙召进入博士学习，主修教会历史，尤重中国教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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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湖光塔影的前世今生——司徒雷登、巫宁坤记忆中的燕大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