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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戴德生:流血流泪的巨人

2017-04-25  网络转载
 
福音脚踪,生生不息。
 
 
 
 
这个人让我不住地流泪!他曾说,“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何止拥有千磅英金!他何止拥有千条性命!这位“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凭着信心,将福音从沿海推进中国内地,使基督的光亮照遍中国大地。与亚伯拉罕一样,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带着血泪。
 
 
 
 
如果袮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1881)出生于第一位基督教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启程去中国宣教之年,1807年。有一天,新婚不久的戴雅各和妻子贺美雅祷告说:“亲爱的神,如果袮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袮到中国工作。”1832年5月21日,贺美雅24岁时,她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与主立约去中国
 
 
一个星期天晚上,未满十六岁的戴德生,俯卧在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上帝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他恳求基督给他一点工作,此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他自己。
在祷告中,他确切地知道神对他余生的旨意,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
 
 
像刀一样刺透
 
 
21岁的戴德生于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在利物浦乘坐“敦费士号”(Dumfries)启航前往中国。这是一艘货船,船上共二十三个船员,还有猪、鸡、鸭和狗,以及两只猫。
启程前,在船尾,母亲、一位叫戴安生的传教士以及一位老牧师给戴德生送行。他们唱着约翰•牛顿的圣诗,戴德生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属主圣徒爱听;
医治病伤,安慰悲苦,消除心中忧惊。
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他的小床,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同唱最后一首诗歌。他们跪下,母亲祷告。
船快开了,与母亲道别,母子心里不敢奢望在世上能再相见。
戴德生单独伫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母亲也跟着向前走。穿过水闸,与母亲真的要分别了。
戴德生后来回忆说:“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中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我也相信,我挚爱的母亲此际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的了解,比她终身所体会的更深。”
船,直到次年3月1日的春天,156天后,才安抵上海。


 
 
中国的第一个早晨
 
 
抵达码头,远远看到飘扬的英国国旗,朝着它,戴德生来到上海英国领事馆,可是,邮物处办公时间已过。他于是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博士。麦都思将戴德生介绍给雒魏林医生家(Dr. William Lockhart)。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在雒魏林医生家中度过。
从房间往窗外看,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城的城墙,上面点着灯火,不时还看见巡逻的守卒。
黎明时一阵隆隆炮声,把窗户震的格格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起舞,园中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第一次中国装束
 
1855年2月,清军收复上海。
麦都思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最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麦都思在1845年到种茶的山区时,就换了中国式的衣服。
7月27日,戴德生毅然做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国式的服装。他找来一个中国理发师随船南下,花了五、六个小时,剃头、染发、结辫子,痛苦的大工程方才告成。
第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粗布棉袜,宽松汗裤,棉纱衫,又重又鲜艳的宽袖丝袍,棉布鞋。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他的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都藏在裤管内。”
 
 

 
 
基督的香气
 
 
1856年3月6日,戴德生与宾惠廉两人离开上海直赴汕头。
汕头村落,没有王法,拳头就是一切。有一晚,戴德生听到不远处传来妇女尖叫声,有人告诉他,那是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
大榕树下,三四十个人以及孩子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听戴德生讲话。“如果你们不吸鸦片,你们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敬拜的,祂就是造天地、造男女和万物的父神……”
炎夏,戴德生将大扇子吊在梁上,用绳子拉着纳凉。
一位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说:“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炼。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在他们中间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见死不救
 
 
有一天,在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回上海的船上,同行的中国人彼得掉在运河里。戴德生跳入水中,却找不到他。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你给多少钱?”
他们见死不救,戴德生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给你们五块。”
“我们才不捞呢!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只有十四块。”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可是,彼得被捞上来已经没气了。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道:“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有拯救他人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凡像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她是我的珍宝
 
 
酷暑天,暴雨,妇女祈祷会在祝恩赐和戴德生家举行。戴德生与玛莉亚终于得以会晤,祝恩赐夫人也在场,三人一同跪下祈祷。
戴德生因照顾染天花的郭达门(John Guarterman)感染病毒开始发烧。“凌晨三点,手表跳动的声音使我不能入睡,起来读圣经,心跳如惊弓之鸟,兴奋得难以入睡。突然间,好像玛莉亚无声无息来到,平安和宁静悄然临到。我好像被魔术定住,闭眼伸出手来,她用柔软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睁开眼来,感激地望着她。她示意我不要作声,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上。我觉得头痛正在消减,热也退去,好像沉到枕头下。‘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玛莉亚,你是我的戴郎。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她微声说。就这样,我便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烧全退了。”
在劳尔顿(Knowlton)夫妇家,戴德生与玛莉亚第一次单独相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戴德生轻轻抱着玛莉亚,另一只手紧握着她的玉手。“她给我一个香吻……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孩子。”戴德生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尽可能让她补偿我过去数月来应得的吻!”
1858年1月20日,刚满二十一岁的玛莉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其美丽动人;戴德生身穿中式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会众齐唱“远离偶像”。之后,他俩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轿子,是当时宁波最有气派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
戴德生给妈妈的信:“我们真快乐……祂答允了我们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祂的信心……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上最好的礼物。”
 

 
以便以设耳
 
 
传道会在负债,差会不能如期发薪水。戴德生二十五岁生日过后,向中国传道会请辞,开始独立传道。
戴德生在楼下会堂悬挂了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
1857年11月18日,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非常贫穷。从某一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上帝供应我的一切,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祂。假如换了别的处境,我便不会完全的倚靠主,也不会利用祂的供应来帮助别人。
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买了明天的食物之后,手上已不剩一文。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供应星期一的所需,正如我们的壁炉上挂着一副中文对联所说的,上帝会供应我们,帮助我们。
就在那一天,支票来了,而且正好星期一就可兑换成中国货币。啊!直接靠主而生活,是何等甜蜜,祂永不误事!
1858年1月6日,我和祝先生总共只有一文钱。面对试炼,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向祂求救助,祂会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祝先生和我在柜橱里找到一小包可可粉,用热水冲了喝,总算有点东西下肚……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内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上帝、又愿意侍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为什么不早来?
 
 
在宁波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是个棉花商人,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
他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教、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
“大概几百年吧!”
“什么?”倪永发大声叹息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酬身先殒,为何君不早来?”
 
 
假如我有千条性命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得到官府的保护。
八月,玛莉亚的姐姐宝丽娜患霍乱死亡。玛莉亚早产,婴儿夭折。
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担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的责任。三十六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和五个孩子。巴格尔别无选择,带五个孩子回英国。
自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生,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巴格尔的工作。“为了应付这工作的庞大开支,我必须仰望主。”终于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师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中附上五十镑。”哈利路亚!
1859年新年,戴德生在病榻上度过。他给父亲写信:“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然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婚的大妹和妹夫,说道:“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祂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到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可是,戴德生健康受损,怀疑能否活过夏季,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走向灭亡的人龙
 
 
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期间,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中国——属灵的需求与呼求》,产生很大影响。
戴德生在房中踱着方步,玛莉亚手录成书。
他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里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需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这部小书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销路极佳,到1887年已经印刷了七版。他在研究和思考中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他意识到,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将是一个海外布道团,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成。他们需要藉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入中国内地,向十一个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沉沦中的中国令我忧心如焚,日间难以安宁,夜里不得休息,以致健康日坏。”
 
 
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6月24日,好友皮尔士(Mr.George Pearse)邀请戴德生到布莱顿(Brighton)度周末。
主日,“看到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丧失,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祂的面前,献上自己,为祂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祂,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祂的仆人,服从祂,跟随祂,由祂引导,由祂看顾,由祂带领。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祂派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页边。”
戴德生题字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在。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为二十四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家飞去……”
他把握时机,立刻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加神所有的应许”。
内地会有六个特色:不论宗派、无固定薪金、不募捐,当地工场人员管理、系统切合实际的活动、中国装束。
 
 
猪尾布道团
 
 
戴德生带着同工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称他们为“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1866年“兰茂号”抵达中国时,他们没有希望可以进入内陆传福音。但凭着信心和祷告,以杭州和宁波作为基地,他们慢慢把工作向南推展,直至沿海浙江。经验渐丰,他们把福音伸展到江苏、安徽和广西。这样工作大约花了十年时间,当中饱经病苦、死亡以及群众激烈的反对。每到一地,想要住下来宣讲福音的时候,便往往被赶走。
除了上述的几个省份,中国内地大部分地方仍然没有基督徒为上帝作见证;一直要到1876年,中国内陆的大门才一一开启。在短短两年内,拓荒者深入西南面的缅甸边界,西北面则远及蒙古和中亚西亚,甚至西藏一带。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George Stott)于1867年12月从宁波来到温州。由于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他对神大有信心。1868年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鞋匠叶钟杰施洗,同年设立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曹夫人兴办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开设了温州最早的一家西医院。如今,温州是全国基督徒最多的地区。
只要念及中国广大的人口及辽阔的地域,不得不承认这是近代宣教士中也无可比拟的成就。有赖工场中的同工恒切祷告和牺牲,并得力于他们家人和弟兄姐妹的支持。
1898年至1900年间,内地会工人的人数不断加增,分别来自英伦三岛、北美、澳大利亚、斯堪的内维亚、德国、瑞士以及其他地方。不计较彼此国籍,宗派的分野,一致效忠于主耶稣基督,以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为真理的核心。他们所关心的,乃是为基督徒抢救灵魂,并且替他们建立有活泼生命的教会,荣耀主名。
 
 
摘取的玫瑰
 
 
戴德生一直想要一个“小玛莉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高兴。
8月,戴德生疼爱的女儿得了脑膜炎,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童跟福把她抱进屋子放在玛莉亚床上。福珍妮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她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洒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刻赶回新巷。他心碎至极,整天哭泣。他对八岁的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祂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祂,不会害怕吧?”“不会的,爸爸!”女儿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给布迦先生写信:
亲爱的兄弟: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在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而椅子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为。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工作。
小恩惠停止呼吸了。照顾她的包马利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写道:“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摘取了。”
1887年,戴德生在北美带领14位勇敢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在多伦多欢送8位女士和6位男士启航的时候,一位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祂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祂。”这位父亲的话使我顿时落下眼泪,福音就是这样在中国传开的。
 
 
比宝石还珍贵
 
 
四十岁的戴德生翻山越岭徒步前往泰州。神经性头痛厉害,焦虑和过劳,此时内地会的组织和人数已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有关招收内地会成员,说道:“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任何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尽量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珍贵!”
 


 
我向祂呼求
 
 
白安美带了戴德生四个较大的孩子返回英国。
1870年2月,森姆感染了肠结核,不到六岁就去世了。玛莉亚也感染了同样的病。她的婴孩于7月出生,取名诺尔(Noel )意平安,7月20日夭折,只活了十三天。此时,恩惠、森姆、诺尔,戴德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去世了。
玛莉亚说,“我的头烫得很。”戴德生给她剃了头发。她伸出柔弱的手抱着他亲吻。
曙光初露,玛莉亚到了弥留之际,那是7月23日。
“亲爱的,”戴德生说:“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
“要离开你?”她回答说:“你这样想吗?什么令你这样想呢?”
“是我看出来的,亲爱的。你已支持不住了。”
“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是感到疲倦。”
“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与主耶稣在一起。”
“亲爱的,我很难过。”
“亲爱的,你与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戴德生问。
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回答时的眼神,她说,“啊,不,不是的。亲爱的,你知道过去十年中,主与我的灵魂没有隔阂。我决不会因往祂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时离开你,留下你孑然一身,我才觉得难过。然而,祂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她给戴德生几个亲吻,要他分给英国的儿子和女儿,也给每个人留下几句话。之后,她一只手抱着戴德生的颈,另一只手摸着他的头,示意他仰望天家。他看到她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和信靠”。她的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来。之后,她便睡着了。
戴德生跪在床前祷告:“亲爱的神,谢谢袮将玛莉亚赐给我;谢谢袮给了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时光;谢谢袮把她接到袮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袮工作。阿们。”
他把玛莉亚的一缕柔软浅棕色几乎金色的头发寄给她的父母,也给每个孩子一缕。
在镇江边,韦特家,戴德生写道:“几个月前,我的房子是多么热闹,所有人都在我身边。但现在何其孤寂——森姆、诺尔和我宝贝的玛莉亚都回到主耶稣那里;年纪较大的孩子又离我这么远,连小查理也在扬州。从前,我也曾离家出外工作;但每次回家时,总是受到热烈欢迎。但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但我有回家团聚的盼望,而这次团聚后,便再也不分离……”
戴德生给母亲的信:“祂——亦只有祂——知道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重要。祂知道我眼里的光彩和心中的喜乐,都在乎她。但祂认为把她召回是好的;我也相信这对她的确是好的……她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没有痛苦;对于独自劳苦的我来说,亦未尝不好——我与神比从前更加亲近,所以也不觉孤单。”
日后他回忆说:“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小子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之感向我袭来,自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心一再渴了,我向祂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
 
 
与猪同寝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剑桥七杰”之一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把戴德生的信息编辑成书,称为《蒙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书中记载:
1886年,去汉中的路上,戴德生骑着骡子,另一匹骡子驮着行李,章必成徒步,黑暗中迷路。章必成累极睡着,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好几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过河。
暴雨中前行,村内没有客店,只好找到一处猪舍,借了一些长凳,把门卸下来放在凳子上作床,用毛毡抱着。但过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奔进来,冲破篱笆,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日后继承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间简陋的猪舍。
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歌词是:“主啊,感谢袮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感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卖饭食的人。
章必成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中读圣经。
 
 
但是我能信靠
在宣教史上的拓荒期,宣教效果并不显著,大部分归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民。宣教士并不受中国的知识分子欢迎,甚至受到怀疑和鄙视。1900年,这个哺育中的教会和成长中的宣教组织,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义和团之乱中,在中国境内被屠杀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子女五十多名。内地会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三名传教士子女丧生。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总数将近二千人。内地会许多弟兄姐妹在逃亡途中,忍受了极大的苦难。
义和团之乱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光北京地区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数已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之间。
当时戴德生在瑞士养病,获悉这惨痛的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到了十月,他身体略微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一片大雪,满山白雪皑皑,儿媳乐婷跟他一起阅读。
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含着眼泪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
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Hoste)来帮助。戴德生直觉他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署理总主任。
 
 
再也不离开
 
 
 
1905年春天,戴德生第十一次探访中国。在镇江独自在河边墓地散步,那儿埋葬着玛莉亚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汉口,三位老兵杨格非(73岁)、丁韪良(78岁)和戴德生(72岁)相会,一起唱赞美诗,合影。
5月26日,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日,脸上单纯喜乐。那时,内地会传教士有八百名。
长沙,儿媳金乐婷从阳台上下来看望戴德生,见他躺在床上,侧身挨着一张椅子,点着一盏油灯,放着一堆信。突然,他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便不醒人事了。这位中国人的挚友就像小孩般安详地睡着了。
何斯德主持葬礼。葬礼前,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和他十八岁的新娘子来到戴德生的床边,问:“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戴德生与玛莉亚和四个孩子埋在镇江的墓地。
 
 
戴家后代
 
从1865年内地会建立扎根时期(1865-1875)36名宣教士,56个福音站,28座教堂开始,经过拓荒期(1875-1885)、国际化时期(1885-1895)至世纪交替时期(1895-1905)宣教士发展到825名,福音站721个,会堂703处,教堂418座,学校150所,中国同工1152个,受洗人数18625人。
自1854年戴德生渡海来华起,戴家及亲属世世代代奔向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中国,直到本个世纪后的今天,戴德生后人:戴存仁、戴永冕、戴绍曾、戴继宗陆续到中国宣教。如今,第五世孙戴继宗牧师,戴贺美的后人海杰姆夫妇,仍在华人中事奉。内地会演变成“海外基督使团”。
1988年,戴德生曾孙戴绍曾和妻子及江苏镇江教会的胡士辉牧师,在镇江昔日英领馆遗址发现戴德生墓碑,该址现已成为一所博物馆,他们奇迹般地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发现了戴德生的墓碑。碑文还是完整无缺,写着:“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在基督里的人。”


来源:全球基督徒见证分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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